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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網站編輯:時間:2018-8-24 18:34:01作者:欒建章來源:《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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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點:

■ 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繼承并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和衷共濟的優秀思想,突破了西方政黨制度利益代表的局限,具有廣泛性、包容性等鮮明特征。

■ 歷經革命、建設、改革的洗禮,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始終堅持長期共存、同舟共濟、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超越了傳統政黨的競爭共存關系,形成了基于共同價值理念和奮斗目標的、牢不可破的政黨命運共同體,共同創造、實踐并發展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政黨制度,凝聚起促進國家發展、共謀民族復興的強大合力。

■ 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協商民主既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杜絕了“議而不決”;又充分聽取“少數人的意見”,避免了“多數人的暴政”,體現了民主精神、貫徹了民主原則、實現了民主訴求,無疑是真民主的典范。

■ 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苦苦追尋符合自身國情、行之有效的政黨制度,希望找到一條正確的政治發展道路。作為發展中國家政治探索的成功范例,中國創造的新型政黨制度無疑為解決世界政黨難題、創新民主實現形式和推動世界政治文明發展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勢和特點充分發揮出來,為人類政治文明進步作出充滿中國智慧的貢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集中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勢和特點,反映了世界政黨制度演化的大趨勢,拓寬了各國實現民主的路徑,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進步提供了中國方案。

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突破了西方政黨制度利益代表的局限,能夠廣泛、真實地體現人民利益,契合了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方向

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認為,政黨具有鮮明的階級性,集中代表一定階級、階層或社會集團的利益。同樣,政黨制度也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以多黨制為代表的西方政黨制度發軔于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是資產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產物,在反對封建專制的斗爭和實現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化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西方政治體制的重要基石。然而,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鞏固與發展,資產階級已不能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與無產階級在根本利益上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西方政黨制度也就蛻變為資產階級特別是壟斷資產階級維護其根本利益、調和不同階層和利益集團之間內部矛盾的工具。近年來,隨著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特別是在金融危機影響長期化的背景下,民眾利益訴求更加多元化,不同利益群體間的妥協性和包容性下降,資產階級政黨代言民意、整合民意的難度進一步加大,西方政黨制度固有的深層次、結構性缺陷進一步凸顯,不但無法彌合社會分歧,反而加劇、固化了不同階層和群體的分化,民眾對于西方政黨制度的失望感日增,以政治冷漠的方式表達對制度的不滿,甚至將目光投向了反傳統、反建制的民粹主義力量,西方國家普遍陷入深刻的民主危機。歐洲進步研究基金會秘書長斯泰特指出,西方政黨制度的問題日益凸顯,政黨或政治運動正日漸遠離民眾,黨派候選人也只能代表黨內的多數力量,與其長期倡導的“代表性”背道而馳。

《共產黨宣言》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繼承并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和衷共濟的優秀思想,突破了西方政黨制度利益代表的局限,具有廣泛性、包容性等鮮明特征。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誕生之日起,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之外,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特殊利益。早在1941年,毛澤東同志就強調,“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中國共產黨始終以不變的人民情懷、寬闊的政治胸襟、豐富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領導能力,為新型政黨制度的發展尋錨定向,確保了制度的人民性和代表性。而每一個民主黨派,有著各自聯系、相對穩定的群眾基礎,并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吸納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新社會階層人士,確保了制度的廣泛性和參與性。二者的結合,在最大限度地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時,統籌兼顧了社會各階層各方面的具體利益,找到了最大公約數,畫出了最大同心圓。正如歐洲左翼黨副主席莫拉指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政黨制度,維護了包括全體人民在內的廣泛利益,為世界左翼力量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寶貴經驗,指明了發展方向。

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克服了西方政黨制度黨派紛爭的頑疾,構建了全新的政黨關系和政權運作方式,實現了務實、高效的國家治理

西方政黨制度是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文化和制度實踐演進的結果。在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中,為實現對內部權力的有效監督,以分權原則為基礎的西方政黨制度成為大多數國家的選擇。這種政黨制度以權力制衡為宗旨,一方面通過不同政黨相互之間的“傾軋性競爭”,使執政黨面臨“剛性約束”,實現資產階級體系內的分權、監督與制衡,緩和內部利益沖突;另一方面通過不同黨派的輪替執政,為民眾提供體制內的“替代性選擇”,以圖減少群眾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滿。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不同政黨圍繞權力、利益展開了激烈博弈,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導致黨派利益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黨派競爭淪為政治惡斗,三權分立異化為權力掣肘,甚至令整個國家政治機器陷入癱瘓之中。中歐數字協會主席甘巴爾代拉指出,西方國家的黨派政治已經淪為了權力博弈,多黨競爭演變為相互爭斗和彼此傾軋,陷入了惡性競爭的困境。秘魯國際政治研究院院長帕切科強調,當前西方政黨制度深陷困境,令民眾倍感失望,民眾對政黨和政治領袖的信心喪失殆盡,年輕人對政治毫無熱情,政黨制度的公信力嚴重受損。為贏得選舉或參與政治分肥,一些政黨有時也會進行合作。然而,“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一旦擺放在面前的利益籌碼不再誘人,所謂“志同道合”的政治伙伴轉眼便分道揚鑣,嚴重影響國家長遠發展。

與西方政黨制度的競爭性政黨關系不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創造了執政與參政相結合、領導與被領導相統一的政權運作方式,形成了全新的和諧共生的合作性政黨關系。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與各民主黨派攜手奮進,共赴光明。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秉持天下為公的精神,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堅持與各民主黨派在共同的思想基礎上進行開誠布公的合作,并以憲法、法律和制度形式賦予民主黨派穩定、合法的參政權。各民主黨派作為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有著高度認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國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助手、好同事。歷經革命、建設、改革的洗禮,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始終堅持長期共存、同舟共濟、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超越了傳統政黨的競爭共存關系,形成了基于共同價值理念和奮斗目標的、牢不可破的政黨命運共同體,共同創造、實踐并發展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政黨制度,凝聚起促進國家發展、共謀民族復興的強大合力。希臘左聯黨國際關系書記布爾諾斯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具有鮮明的兼容性,將各種政治力量納入體制框架之中,形成了團結合作的關系,為政治穩定和國家發展提供了“安全閥”。麥考馬克、卡普蘭等美國知名學者坦承,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強調的是合作,西方政黨制度強調的是制衡。在新型政黨制度中,各黨派相互協商,達成共識,為了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目標共同奮斗。蘇丹阿拉伯—中國友好協會聯合會表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把政黨之間的爭權變成了相互依存、彼此合作的良性關系,有效避免了政治分裂和尖銳對立,為世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模式。

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打破了西方政黨制度的民主迷思,探索了實現實質民主的新路徑,為深陷西方政黨制度陷阱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全新選擇

西方政黨制度秉持的“競爭性民主”理念,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一人一票”的“票決民主”來實現的。這一制度的創設初衷本是通過程序保障公民的權利,卻在實踐中遇到了種種制約、扭曲,導致了民主的失效、失真。一方面,反對黨以“民主”為名,為了反對而反對,政黨之間矛盾、斗爭持續不斷,造成嚴重內耗,執政效率低下。曾經的“民主終結論”旗手福山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中對此有著深刻的“再認識”,指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體制已經發展成一種“否決制”,利益集團經常把持和濫用否決權,以維護本集團私利,造成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威信掃地。另一方面,“程序民主”導致了政黨以選舉為政治重心,引發了嚴重的“短視政治”。當前,施行西方政黨制度的很多西方國家和地區經濟失速、社會失序、政治失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競爭性選舉所引發的“短視政治”挾持國家利益,政黨為迎合選民口味,政策主張從選舉出發,政黨行為以贏得選舉為導向,眼光視野以競選周期為界限。美國學者內森·加德爾斯直截了當地指出,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時新聞”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朗西曼在其著作《民主是如何終結的》中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西方民主已經開始走下坡路,其巔峰已成為過去式”。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民主的形式是豐富多樣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說只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評判標準”,“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中國創造的新型政黨制度始終堅持協商民主原則,通過政治協商最大限度地凝聚各黨派共識,充分實現了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協商民主既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杜絕了“議而不決”;又充分聽取“少數人的意見”,避免了“多數人的暴政”,體現了民主精神、貫徹了民主原則、實現了民主訴求,無疑是真民主的典范。蘇丹全國大會黨、哈薩克斯坦祖國之光黨、以色列共產黨等都分別表示過,認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超越了政黨之間輪流坐莊的固化模式,是中國特色民主的表現,也是當今世界政治實踐的嶄新模式,為深陷西方政黨制度陷阱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全新選擇,是對世界政黨制度乃至人類政治文明的偉大貢獻,預示著人類歷史的“新開端”。

當前,世界政黨政治發展正處在新的十字路口。西方發達國家的政黨制度傳統紅利日益衰減,面臨社會撕裂、民主退化、治理乏力等多重挑戰。一些非西方國家“移植”西方政黨制度,陷入無休止的政權更迭和社會動蕩,造成了新一輪的“民主之殤”。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苦苦追尋符合自身國情、行之有效的政黨制度,希望找到一條正確的政治發展道路。作為發展中國家政治探索的成功范例,中國創造的新型政黨制度無疑為解決世界政黨難題、創新民主實現形式和推動世界政治文明發展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正如英國社會學家阿爾布勞所指出的,“中國應該更加理直氣壯地向世界介紹新型政黨制度和協商民主”,為促進人類文明進步貢獻自己應有的力量。

(作者: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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