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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后代談長征”系列特稿之四 羅瑞卿之子羅箭:跟黨走,是長征唯一的信念支撐

網站編輯:時間:2017-1-23 23:01:15作者: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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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大將,一生只受一次傷——太陽穴中彈后大難不死。

組建公安部,從不搞特權,七十二歲還為國做“拼命三郎”。

作為長征時紅軍著名指揮官,羅瑞卿將軍28歲參加長征,曾率部戰湘江、渡烏江、飛奪瀘定橋,后來更擔任抗日軍政大學副校長。在人民網“長征后來人”節目錄制現場,羅瑞卿的兒子羅箭講述了父親的長征故事。

長征路上平均一公里犧牲兩名戰士

“我父親長征的時候,剛28歲”,羅箭介紹到。那時候年齡最大的徐特立51歲。楊成武、楊得志、楊勇等幾個紅軍里的干將,都才20幾歲。前面三道封鎖線,基本上都比較順利地突破了。一直走到湘江,才遇到極大的困難。

“湘江一役,八萬六千紅軍,過江后只剩下三萬多”,羅箭說。李德三人團的錯誤指揮,把中央的戰略轉移搞成一種搬家式的轉移,醫院的X光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民銀行的造幣機,這些笨重的設備都雇了民工抬著走,行軍一天二三十公里。結果耽誤了時機,國民黨有大炮轟,飛機炸,紅軍純粹是挨打的靶子。毛主席過了湘江以后,在江對岸發脾氣,以中華蘇維埃主席的名義,命令民工把笨重設備都扔掉,民工本來就不想抬這個,一聽有人下命令就把它都丟了,部隊就過來了。

羅箭談到,2006年重走長征路自己過草地的時候,羅箭看到的都是鮮花和花海。可是,在長征的艱苦歲月里,僅在這片草地,紅軍就犧牲了一萬多人。回顧整個長征,中央紅軍從出發的時候86000人,途徑貴州、云南、四川,沿途還擴招很多人,總的說起來也有十幾萬人,到了延安才剩六千人,這是什么概念?不足5%,95%以上的紅軍戰士全把自己的尸體留在長征路上了。他感嘆到,“整個長征路上,平均一公里犧牲兩名戰士”。紅軍就靠著這么一點點人打下了江山,建立了新中國。

歷史不可重復,但細節決定歷史

“歷史不可重復,但細節決定歷史”,羅箭在訪談中多次強調:“很多看起來很小很偶然的事,卻能決定命運。”他為何這么說呢?

羅箭在訪談中談到,紅軍趕到大渡河以后,國民黨把船都扣了。但那天守北岸的一個國民黨營長,晚上找了個船工過江,住在南岸小老婆家里。紅軍過來后,一下就把船扣了,把營長抓了。然后,這個船工組織了17名勇士過大渡河,控制北岸渡口后,毛主席決定,讓部隊分成兩部分,一邊從河的左岸依河而上,奪瀘定橋,這一邊,用這一條船把紅一師渡過去。

奪瀘定橋,要在32小時里,走320里。結果他們前面八小時走了80里,后來中央軍委又來了命令,24小時內,必須強行軍240里,奪下瀘定橋。

強行軍好多時候都是在山脊梁爬著走的。到了那天晚上發現河對岸有一堆人打著火把,紅軍這邊抓了國民黨的號兵,就把國民黨的號譜拿來,假裝國民黨和對岸聯絡,一聯絡是川軍,天黑后,他們就打起火把來,就問我們是哪個部隊,我們就騙他們說是中央軍,兩邊還老對號,結果走到晚上,川軍吃不了苦,宿營了,紅軍借這個機會,就過去了。

羅箭講到,奪瀘定橋時,共組織了22名敢死隊員,每人背沖鋒槍,帶駁殼槍,還背一把大刀。瀘定橋是吊橋,下有13根鐵鏈,上鋪木板,本身就晃。國民黨把木板抽了,過橋只能抱著鐵鏈子一點點挪,22個烈士過橋后,有四個掉到河里,河水很急,掉下去就不見了。他們冒著炮火、槍火,一直爬到橋頭,國民黨為了阻擋,在橋頭堆了很多木板,澆上煤油點火燒,好在我們右岸的部隊也快到了,遠處聽到槍聲后,國民黨守橋的部隊沒有斗志了,也潰散了,這邊就過去了。

跟黨走是長征唯一的信念支撐

我們常常說紅軍精神。紅軍在一年多的時間,走兩萬五千里,靠什么支撐?

羅箭談到,2006年的時候,翟俊杰拍了《我的長征》,組織我們一些人討論這個問題。大家得出很簡單也很普通的三個字,“跟著走”。當時,鄧小平女兒鄧榕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也已經出版。書中寫道,鄧榕問父親,長征路你是怎么過來的。鄧小平說:“跟著走”。也是這三個字。

跟誰走?跟著共產黨走,跟著毛主席走。沒有這樣一個信念支撐,他們就完成不了這個長征。長征精神,當然可以總結出幾條,堅定的信念、鋼鐵的紀律,堅強的團結。“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跟著共產黨走”,羅箭強調到,有了這個信念,就堅持下來了,我堅信共產黨能夠救中國,我堅信共產黨能夠救人民。我跟著共產黨走,到哪我不知道,但是我跟著他,我就能求得解放。

“我父親1926年從家里跑出來,他就是要找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羅箭談到,開始他還只是尋求救國真理的熱血青年,參加革命后,1928年到上海找到黨,他就認為找到了歸宿,要跟黨奮斗一輩子。要簡單地講,就是跟著共產黨走。

資料鏈接:

羅瑞卿同志生平

羅瑞卿,1906年生,四川南充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10月轉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9年后歷任中國工農紅軍支隊黨代表、縱隊政治部主任、師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等職。長征中曾任紅軍先遣隊參謀長、陜甘支隊第2縱隊政治部主任,到陜北后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曾赴西安協助周恩來工作。同年起任抗日紅軍大學教育長,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副校長。在主持抗大工作期間,堅決貫徹毛澤東制定的辦學方針,發揚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為各抗日根據地培養、輸送了大批軍政干部。1938年,在毛澤東指導下寫出《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一書,系統總結了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經驗,是我軍政治工作的重要歷史文獻。這本書出版以后,對加強我軍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并在全國擴大了我黨我軍的影響。1939年7月率抗大總校和延安其它學校的數千名教學員工越過日偽軍封鎖線,行程1500公里,進入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辦學。1940年5月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轉戰太行山區。他深入部隊調查研究,總結抗日游擊戰爭政治工作的經驗,提出一系列加強八路軍政治工作的措施,在《八路軍軍政雜志》上發表了《目前政治工作建設上的一些問題》等文章。參與領導和指揮了百團大戰以及華北敵后抗日斗爭。在艱苦的抗日戰爭中,為培養干部、建設政治機關、加強政治工作,作出了卓著的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副書記,晉察冀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晉察冀野戰軍政治委員、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兼第2兵團(后為人民解放軍第19兵團)政治委員,為華北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公安部部長、公安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職,為新中國公安政法的建設,為人民解放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1978年8月3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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