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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是紅軍與人民群眾永結同心的遠征

網站編輯:時間:2016-12-20 19:39:01作者:來源:解放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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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途中,紅軍之所以能同人民群眾結成牢不可破的魚水關系,說到底是人民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宗旨決定的。在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戰略目標下凝結起來的軍民魚水關系,作為一種文化傳統,一直在中華大地傳承著。

80年前,紅軍一路征戰,一路與人民群眾締結下生死情誼,并因此一路攻堅克難、發展壯大,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為光榮和悲壯的遠征。長征書寫的既是豪情萬丈的英雄史詩,也是軍民一心、患難與共的光輝篇章。

(一)

長征途中,紅軍將士與人民群眾用真情實意鑄就了魚水情深、生死與共的軍民關系。著名的“彝海結盟”就是其中一個十分生動的故事。

當年,紅軍跨過大渡河就意味著甩掉數十萬敵軍的尾追。而要跨過大渡河,首先必須順利通過300里彝族區。由于歷史等原因,當時彝族群眾對漢人抱有很深的民族成見。為此,中央紅軍成立了以劉伯承任司令員的先遣隊為大部隊開路。毛澤東對劉伯承說,先遣隊的任務不是去打仗,而是與彝族人民群眾結成友好。1935年5月21日,紅軍先遣隊一進入彝族區,就遇到彝族群眾阻攔和襲擾。在反復向彝族群眾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和紅軍主張的同時,紅軍參謀長劉伯承和彝族部落首領小葉丹在彝海湖畔,歃血盟誓,結拜為兄弟;幫助彝族群眾成立了“中國彝民紅軍沽雞支隊”,贈送了槍支;解救了被國民黨扣押在縣衙里的彝族群眾數百人,從而贏得彝族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紅軍順利通過了彝族區。“彝海結盟”不僅是長征中紅軍與人民群眾深厚情誼的生動寫照,更成為人民軍隊與人民群眾魚水情深文化傳統中的一個重要標志。

80年過后,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舉凡當年紅軍所經之地,至今仍在傳揚許多關于“紅軍豆”“紅軍橋”“紅軍井”“紅軍樹”“紅軍樓”“紅軍村”“紅軍學校”等歷史故事。這些故事的背后,無不蘊藏著一段軍民之間感人至深的往事,都是當年紅軍愛民助民的歷史見證。貴州省黎平縣的老人任時若回憶說,“我見過紅軍。那是冬天,雖然他們很苦,但他們對老百姓都很好。老百姓第一次接觸紅軍心情復雜,但當看著平時禍害百姓的壞蛋被槍斃、惡霸被殺頭……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紅軍是自己的隊伍。”

長征途中,紅軍極度缺乏的是最起碼的生活和醫藥保障,是人民群眾募捐錢物、糧食、食鹽、衣物、藥品等,為紅軍提供了生活方面的基本支持。據有關資料顯示,僅在藏區征戰的16個月中,各族人民支援紅軍糧食約1000萬斤,牛、羊、馬等各類牲畜總數約20萬頭。長征途中,敵軍的圍追堵截和險惡的自然環境一起,數度置紅軍幾近絕境,是沿途人民群眾冒著生命危險的無私幫助,使紅軍一次次化險為夷:是安順場的那8位連姓名都未留下的船工與紅軍17勇士一起冒著敵人的炮火、孤舟強渡大渡河,驚醒了蔣介石企圖使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的黃粱美夢。中央紅軍巧渡金沙江,是當地群眾協助紅軍找到了木船,36名漢、彝、傣族的船工,連續7天7夜,將幾萬將士迅速渡過天險。當茫茫松潘大草地橫亙在紅軍面前的時候,是當地一位60多歲的藏族通司(向導)帶領紅軍在水草地行軍4天4夜,終于開辟了一條可以讓紅軍大部隊通過的生命線。長征途中,饑餓、寒冷、疾病時刻威脅著紅軍將士的生命,每前進一公里,就有3到4人犧牲,是沿途人民群眾源源不斷加入紅軍,才使紅軍隊伍不斷有人倒下減員又不斷補充壯大成為可能。老紅軍鐘明深有感觸地說:“人民是革命的母親,在沿途群眾無私的幫助下,紅軍才得以克服重重困難,一步一步走向勝利。”

紅軍與沿途人民群眾結成魚水情誼,實際上就是以情暖心、以心換心、心心相印的歷史過程。“白軍”占據的是大城市、金融中心、交通要道等;紅軍贏得的則是人民群眾的心!從這個意義上講,萬里長征何嘗不是紅軍與人民群眾永結同心、贏得民心的遠征!

歷史從不偏愛哪一個政黨、哪一支軍隊,誰能走進老百姓的心里,誰就能贏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誰就擁有永恒持久的感召力、向心力。戰爭也不眷顧任何一方,誰能軍民一心、同仇敵愾,誰就會有“壓倒一切敵人、克服一切困難”的底氣,誰就能取得最后的勝利。

(二)

80年前紅軍選擇了長征,就意味著幾乎是向死而生。問題在于,紅軍這樣的選擇,為什么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一路同行?換言之,紅軍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為什么牢不可破?今天回過頭來看,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紅軍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把中華民族復興的重任扛在肩上!

“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毛澤東用詩的語言表達了紅軍北上進軍、用血肉筑起新的長城的戰略目標和決心。歷史也作了這樣的記載:1934年7月,中國工農紅軍第7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1934年11月紅25軍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魯迅先生得知紅軍勝利到達陜北后向延安的黨中央拍去祝賀電報:“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在你們的身上,寄托著中國與人類的希望”。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等率領紅軍高舉抗日先鋒軍的旗幟,1936年2月跨過黃河實施東征……

幾乎可以這樣說,萬里長征路,紅軍走到哪里,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張就宣傳到哪里。這在增強自身凝聚力的同時,也感召和吸引著一切心向往之的人們:像小活佛天寶、原國民黨貴州軍政府總理和黔軍司令部秘書長周素園等有識之士和貧苦大眾一起,千方百計幫助紅軍或加入紅軍行列……

紅軍長征的方向,是勞苦大眾解放的方向,是中華民族解放的方向。在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戰略目標下凝結起來的軍民關系,必然是最廣泛的、最牢固的軍民關系。

自古以來,“軍”自“民”來,軍民之間從來不斷必然的軍民關系。但來自民眾的軍隊并不必然成為人民軍隊,必然的軍民關系也并不必然是軍民魚水關系。如果來自民眾的軍隊是奔著升官發財而去,那它一定不是人民的軍隊,甚至是壓榨人民的軍隊,遑論軍民魚水關系?如果來自民眾的軍隊是為著人民翻身解放、為民族獨立解放而犧牲奮斗,那它一定是人民的軍隊。長征途中,紅軍之所以能同人民群眾結成牢不可破的魚水關系,說到底是人民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宗旨決定的。是的,性質、宗旨,而我軍的性質宗旨,不正是紅軍與人民群眾魚水一家親的軍民關系的最高理論表達么?

(三)

長征途中,嚴明的紀律始終是紅軍與人民群眾結成和保持魚水關系的重要保障。長征開始時,黨和紅軍的領導機關就為紅軍規定了明確的行軍紀律,要求每個官兵:“絕對服從命令,嚴守紀律,不強買,不亂打土豪,不侵犯群眾利益,與群眾發生親密關系。嚴厲處罰破壞紀律、違反階級路線的分子,每連隊宣傳隊布置時,應實行進出宣傳與檢查紀律。”

時任紅二軍團六師政委廖漢生回憶:“長征途中,二軍團六師十六團第二連在一個牛圈里挖到一大缸青稞。指導員錢治安在牛圈旁召開了黨支部會議,討論怎么處理。吃吧,怕主人家回來有誤解;不吃吧,部隊正餓著肚子。經過一番討論,最后形成決議,取出糧食,放入銀元,并留下一張字條,鄭重地署明‘中國工農紅軍二連’”。

1935年2月,紅軍長征到達四川古藺縣境時,朱德向毛澤東講起兩件紅軍遵紀的事例:一是紅軍路過該地桔林時秋毫無犯,一是紅軍戰士挖了群眾蘿卜后塞進銅元為酬金。毛澤東感慨地說:“宋史言,岳飛軍‘餓死不擄掠,凍死不拆屋’。我們朱毛紅軍在井岡山是這樣,到了總司令的四川家鄉也是這樣。”對此,就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1935年3月6日,蔣介石致電四川軍閥劉湘、潘文華:“據報朱毛匪部竄川南時,對人民毫無騷擾,有因餓取土中蘿卜者,每取一頭,必置銅元一枚于土中;又到敘永時捉團總四人,僅就內中貪污者一人殺斃,余均釋放。”蔣介石要求劉湘、潘文華整頓軍隊、民團,制止腐敗,以抵消紅軍在各族群眾中的影響,但這無異于緣木求魚。

當然,長征途中在個別紅軍部隊和人員身上,也曾發生過違反群眾紀律、破壞軍民關系的事情,但都受到嚴厲懲處。1935年7月,在四川毛爾蓋地區,紅軍某部司號員賀敏仁(賀子珍之弟)擅自進入喇嘛寺,并拿走藏民若干銀元。紅軍師部獲知確實情況后,為嚴肅軍紀,下令將賀槍斃。賀子珍后來說:“我也要用紅軍的紀律約束自己,也要用紅軍的紀律嚴格要求自己的親人。”

嚴明的群眾紀律是軍民魚水關系的守護神。敬畏紀律,秋毫不犯;執紀從嚴,人人平等,沒有“特殊”,這是紅軍不同于“白軍”的根本區別之一,是紅軍贏得人民群眾喜愛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四)

歷史不可重來,傳承下來的是文化。回望紅軍長征,不難發現當年軍民團結奮斗的一切印跡,走過的路、住過的屋、打過的槍、寫下的標語、傳頌的故事等都已經成為一種紅色文化。

從文化的角度看,紅軍長征途中形成的軍民魚水關系,作為一種文化傳統,一直在中華大地傳承著。從長征路上的“彝海給盟”到打敗“飛機大炮”的“小米加步槍”、解放戰爭中的小推車、沂蒙奶娘,再到和平建設時期不同形式的“軍民共建”和每遇到重大災害時軍民患難與共、共克時艱的動人情景等,都是軍民團結、奪取勝利的生動表達。它們處在不同歷史情境,卻又一脈相承。

從這個意義上說,推動新形勢下的軍民融合發展,很重要的是有效強化這種情感聯結,強化軍民團結這一文化傳統,并賦予這種傳統以新的時代意蘊。比如,在高尖端科學技術領域的融合發展,高科技人才群體的共享等。當然最為重要的還是要在和平年代進一步強化全社會的軍民融合理念和現代國防意識,使軍民融合為全社會廣泛接受和認同,從而內化于心、固化于法、外化于行。我們相信,在信息網絡化、軍用民用技術融合度越來越高的今天,只要我們始終繼承和弘揚軍民團結的優良傳統,軍民融合發展必將迎來新的更高的境界!(張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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