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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諾筆下的“紅小鬼”啥樣?

網站編輯:時間:2016-11-24 10:51:11作者:埃德加·斯諾 山西黨史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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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我登上預旺堡又寬又厚的黃色城墻,從上面往下看,一眼就望得到三十英尺下的地面上在進行著許多不同的、卻又單調和熟悉的工作。這仿佛把這個城市的蓋子揭開了一樣。城墻有一大段正在拆毀,這是紅軍干的唯一破壞行動。對紅軍那樣的游擊戰士來說,城墻是一種障礙物,他們盡量在開闊的地方同敵人交鋒,如果打敗了,就不固守城池消耗兵力,因為在那里有被封鎖或殲滅的危險,而要馬上撤退,讓敵人去處于這種境地。一旦他們有充分強大的兵力可以奪回那個城池時,城墻拆了就容易一些。

在開了槍眼的雉堞上剛兜了一半,我就遇見了一隊號手——這時總算在休息,這叫我感到高興,因為他們的響亮號聲已接連不斷地響了好多天了。他們都是少年先鋒隊員,不過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來對其中一個號手談話時就采取了一種多少是父輩的態度。他穿著網球鞋、灰色短褲,戴著一頂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顆模模糊糊的紅星。但是,帽子下面那個號手可一點也不是褪色的:紅彤彤的臉,閃閃發光的明亮眼睛,這樣的一個小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軟了下來,就象遇到一個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兒一樣。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發現自己估計錯了。他可不是媽媽的小寶貝,而已經是位老紅軍了。他告訴我,他今年十五歲,四年前在南方參加了紅軍。

“四年!”我不信地叫道。“那你參加紅軍時才是才十一歲咯?你還參加了長征?”

“不錯,”他得意揚揚有點滑稽地回答說。“我已經當了四年紅軍了。”

“你為什么參加紅軍?”我問道。

“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平時上山砍柴,冬天就采集樹皮。我常常聽村里的人講起紅軍。他們說紅軍幫助窮人,這叫我喜歡。我們的家很窮。一家六口,我的父母和三個哥哥,我們沒有地。收成一半以上拿來交租,所以我們老是不夠吃。冬天,我們燒樹皮湯喝,把糧食省下來作來春的種子。我總是挨餓。

“有一年,紅軍來到漳州附近。我翻過山頭,去請他們幫助我們的家,因為我們很窮。他們待我很好。他們暫時把我送到學校去讀書,我吃得很飽。幾個月以后,紅軍占領了漳州,來到我們村子上。地主、放債的和做官的都給趕跑了。我家分到了地,用不著再繳稅繳租了。家里的人很高興,都稱贊我。我的兩個哥哥參加了紅軍。”


長征路上的紅小鬼(資料圖)

“他們現在在哪里?”

“現在?我不知道。我離開江西時,他們在福建的紅軍里;他們和方志敏在一起。現在我可不知道了。”

“農民喜歡紅軍嗎?”

“喜歡紅軍?他們當然喜歡。紅軍分地給他們,趕走了地主、收稅的和剝削者。”

“但是說實在的,你怎么知道他們喜歡紅軍呢?”

“他們親手替我們做了一千雙、一萬雙鞋子。婦女給我們做軍服,男子偵察敵人。每戶人家都送子弟參加我們紅軍。老百姓就是這樣待我們的!”

不用問他是不是喜歡他的同志;十三歲的孩子是不會跟著他所痛恨的軍隊走上六千英里的。

紅軍里有許多像他一樣的少年。少年先鋒隊是由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據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馮文彬說,在西北蘇區一共有少年先鋒隊員約四萬名。單單在紅軍里有好幾百名:在每一個紅軍駐地都有一個少年先鋒隊“模范連”。他們都是十二歲至十七歲(照外國算法實際是十一歲至十六歲)之間的少年,他們來自中國各地。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象這個小號手一樣,熬過了從南方出發的長征的艱苦。有許多人是出征山西期間加入了紅軍。

少年先鋒隊員在紅軍里當通訊員、勤務員、號手、偵察員、無線電報務員、挑水員、宣傳員、演員、馬夫、護士、秘書甚至教員!有一次,我看見這樣一個少年在一張大地圖前,向一班新兵講解世界地理。我生平所見到的兩個最優美的兒童舞蹈家,是一軍團劇社的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從江西長征過來的。

你可能會想,他們怎樣能經受這樣的生活。已經死掉或者被殺的,一定有不少。在西安府污穢的監獄里,關著二百多名這樣的少年,他們是在做偵察或宣傳工作時被捕的,或者是行軍時趕不上隊伍而被抓的。但是他們的剛毅堅忍精神令人嘆服,他們對紅軍的忠貞不二、堅定如一,只有很年輕的人才能做到。

他們大多數人穿的軍服都太肥大,袖子垂到膝部,上衣幾乎拖到地面。他們說,他們每天洗手、洗臉三次,可是他們總是臟,經常流著鼻涕,他們常常用袖子揩,露著牙齒笑。雖然這樣,但世界是他們的:他們吃得飽,每人有一條毯子,當頭頭的甚至有手槍,他們有紅領章,戴著大一號甚至大兩號的帽子,帽檐軟垂,但上面綴著紅星。他們的來歷往往弄不清楚:許多人記不清自己的父母是誰,許多人是逃出來的學徒,有些曾經做過奴婢,大多數是從人口多、生活困難的人家來的,他們全都是自己做主參加紅軍的。有時,有成群的少年逃去當紅軍。

他們英勇的故事流傳很多。他們并沒有得到或者要求作為小孩照顧,許多人實際參加了作戰。據說在江西,紅軍主力撤離以后,許許多多少年先鋒隊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同成年游擊隊員并肩作戰,并且甚至跟敵人拚刺刀。

少先隊員喜歡紅軍,大概是因為在紅軍中,他們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們吃住都象人;他們似乎每樣事情都參加;他們認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當中有誰挨過打或受欺侮。他們也有自己的活動自由,有自己的組織保護他們。他們學會了體育運動,他們受到初步的教育,而且他們對簡單的馬克思主義口號有了一種信仰——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口號對他們來說只是意味著幫助他們開槍打地主和師傅。顯然,這比在師傅的工作臺旁邊一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侍候師傅吃飯,倒夜壺要好。

我記得在甘肅碰到的這樣一個逃跑的學徒,他的綽號叫山西娃娃。他被賣給山西洪洞縣附近一個鎮上的一家店鋪,紅軍到來時,他同另外三個學徒偷偷爬過城墻,參加了紅軍。他是怎樣認為自己屬于紅軍一邊的,我可不知道,但顯而易見,閻錫山的一切反共宣傳,他的長輩的一切警告,已產生了同他們的原意相反的效果。他是一個圓滾滾的胖孩子,長著一張娃娃臉,只有十二歲,但已經很能照顧自己,這在他越過晉陜邊境進入甘肅的行軍中得到了證明。我問他為什么當紅軍,他回答說:“紅軍替窮人打仗。紅軍是抗日的。為什么不要當紅軍呢?”

又有一次,我碰到一個十五歲的瘦少年,他是在甘肅河連灣附近的一所醫院里工作的少年先鋒隊和共青團的頭頭。他的家在興國,那是紅軍在江西的模范縣,他說他有一個兄弟還在那里的游擊隊里,他的姊姊是護士。他不曉得他家里的人怎么樣了。是的,他們都喜歡紅軍。為什么?因為他們“都懂得紅軍是我們自己的軍隊——為無產階級作戰”。我不知道向西北的長途中跋涉在他年輕的腦海里留下甚么印象,但是我沒有能夠弄清楚,對這個一本正經的少年來說,這整個事情是一件小事,只是徒步走過兩倍于美國寬度的距離的小事情。

“很苦吧,嗯?”我試著問道。

“不苦,不苦。有同志們和你在一起,行軍是不苦的。我們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難或辛苦;我們只能想到我們面前的任務。如果要走一萬里,我們就走一萬里,如果要走二萬里,我們就走二萬里!”

“那么你喜歡甘肅嗎?它比江西好還是比江西壞?南方的生活是不是好一些?”

“江西好。甘肅也好。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們吃甚么,睡在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

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心里想,這個年輕人從某個紅軍宣傳員那里把答話學得很好。第二天,在紅軍士兵的一個大規模集會上,我十分驚奇地發現他是主要講話的人之一,他自己就是個“宣傳員”。他們告訴我,他是軍隊里最好的演說家之一,而在這次大會上,他對當前的政治形勢,以及紅軍要停止內戰并同一切抗日軍隊成立“統一戰線”的理由,作了一番很簡單而又充分的說明。

在蘇區,少年先鋒隊員的任務之一,是在后方檢查過路旅客,看他們有沒有路條。他們十分堅決地執行這項任務,把沒有路條的旅客帶到當地蘇維埃去盤問。彭德懷告訴我,有一次被幾個少先隊員喝令站住,要看他的路條,否則就要逮捕他。

“但是我就是彭德懷,”他說,“這些路條都是我開的。”

“你是朱總司令我們也不管,”小鬼們不信說。“你得有個路條。”他們叫人來增援,于是有幾個孩子從田里跑來。

彭德懷只好寫了路條,簽了字,交給他們,才能夠繼續上路。

總的說來,紅色中國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難找出有什么不對的,那就是“小鬼”。他們精神極好。我覺得,大人看到了他們,就往往會忘掉自己的悲觀情緒,想到自己正是為這些少年的將來而戰斗,就會感到鼓舞。他們總是愉快而樂觀,不管整天行軍的疲乏,一碰到人問他們好不好就回答“好!”他們耐心、勤勞、聰明、努力學習,因此看到他們,就會使你感到中國不是沒有希望的,就會感到任何國家有了青少年就不會沒有希望。在少年先鋒隊員身上寄托著中國的將來。只要這些少年能夠得到解放,得到發展,得到啟發,在建設新世界中得到起應有的作用的機會。我這樣說聽起來大概好象是在說教,但是看到這些英勇的年輕人。沒有人能不感到中國的人并不是生來腐敗的,而是在品格上有著無限發展前途。


名家簡介:埃德加·斯諾


埃德加·斯諾(1905-1972) 男,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人,美國著名作家和新聞記者。

埃德加·斯諾曾入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就讀,畢業后從事新聞工作。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聯系與幫助下,斯諾經西安前往陜北蘇區訪問。他和毛澤東等同志進行長談,到邊區各地采訪,搜集關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手資料,次年寫成馳名全球的杰作《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名為《西行漫記》)。斯諾是在紅色區域進行采訪的第一個西方記者。他熱誠支持中國人民解放事業,長期向全世界宣傳和介紹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增進西方各國人民對中國的了解。

抗日戰爭爆發后,斯諾擔任英美報紙的駐華戰場記者。1939年,他再次到延安,對毛澤東進行了訪談,并詳細了解根據地的政權建設等方面情況,又一次向全世界作了報道。新中國成立后,斯諾曾先后三次來華進行訪問。1970年10月,斯諾偕夫人一同訪華,參加我國國慶觀禮,在天安門上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接見。斯諾于1972年2月在日內瓦病逝。按其遺囑,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學校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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